各位同學，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把題目作一點解釋。我來之前，王安憶用短信問我: “你的題目是什么?”我當時一愣，就隨口編了一個，叫“從清華園到巴勒斯坦”。其實當時我的想法還沒完全形成，沒有認真考慮是不是真的要做這樣一個講演。但是，我逐漸感到，這個題目不僅在今天，而是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題目。

清華園的含義指的是我高中就讀的北京清華附中。重要的是在這里誕生了中國的紅衛兵運動。我作為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第一批成員———今天已沒有任何炫耀自己的含義在內，同時也是“紅衛兵”這個單詞的創造者。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當青春年少的熱情已成過去，而一個作家已走到人生暮年的時候，應該有一個總結。總結的時候有必要提到自己的起點。此外，還有終點的問題。終點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恰當的詞語存在，在我的經驗范圍里，我找不到更好的一個表達方式。

當然，對于“巴勒斯坦”這個詞，可能在場的同學朋友會覺得抽象，或者有異樣的感覺。但想了很久，除此以外我還沒找到其他任何一個詞語，能用來概括當今世界存在的一切最原則的問題: 包括正義與不正義、良心或沒良心、常識還是非常識等一系列問題。總而言之，時間到了 2012 年———今天，巴勒斯坦一詞比起其他任何一個詞語更有資格作為一個總結或象征的用語。所以，我今天借此機會，借復旦大學這一神圣的講堂，開始我自己人生最認真的一次總結。

我不想討論太理論化的東西，而想迅速從一些具體的東西說起。

我先從一本書的印書過程講起，然后講一講把這本書的收益捐獻給巴勒斯坦難民的過程。請注意:我說的巴勒斯坦不是巴勒斯坦所擁有的土地，而是巴勒斯坦人被驅趕離開了家鄉、喪失家園后作為難民生存的地方。

先說說這本書，就是這本《心靈史》。

我想在這兒重申: 這本書并不是什么驚世駭俗之作，也不是什么自我炫耀、排斥他者的作品。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本書的意義只在于:它是接受了一部分人民群眾或民眾的委托而寫作成的，同時它也是作家個人的心情抒發。就像王安憶在講課中經常提到的，她以為小說很大程度上是作家個人心情的描寫，這個說法是很貼切的。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作家和一部分中國民眾結合的產物。從這么一個意義上來說，它確有一點特殊性。除此以外，該書的內容、表達、思想等等，是不是站得住、將來在文學史上具備什么樣的意義，一切都要靠歷史來評價。

長話短說。這本書在 1991 年出版之后，經過 20多年的時光———中國有一個詞叫褒貶毀譽———我覺得 它經受了褒貶毀譽的各種頂級的遭遇。

贊賞的把它捧得很高:甚至有些是很不合適的，例如有一部分缺乏常識的人不正確地說，大西北有人把這本書和《古蘭經》擺在一起。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穆斯林世界，即便再偉大的書也不可能與《古蘭經》相提并論。這個表述本身就是一個偏差的表述，我也借著這個機會澄清一下。但是如果說有些老百姓非常真摯地喜愛這本書，我也不想否認。在這本書出版后的 20年中，從新疆到甘肅，我走了很多地方，見過這本書的很多種油印本、手抄本，更不要說復印———當然，復印在今天一文不值，但在那個時候復印還不是特別流行。有一次，我在新疆那拉提附近的一個村莊，聽說一位放羊的老人在看這本書。我在那個村莊停下，為著跟他交談。老人見面的第一句話就問我:“你說，那四片葉子是什么含義?”他指的是書的尾詩。一個老人，他留意了我隱藏最深的一些細部。這樣的事確實存在。多數大西北的人民群眾，確實喜歡這本書。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由衷感到了和一部分民眾形成某種意義的結合之后，才可能享受到的喜悅和被錯愛的快樂。

但是，另外一方面，這本書在出版之后的 20 年中也遭遇了可能是最尖銳的詆毀、仇恨和懷疑。只是我還沒有見到———在 20 年的時光里我一直在等待———站在不同立場上、擁有不同的哲學和社會知識基礎的人，對這本書提出嚴肅的駁難和批評。

中國古代講究知識分子之間的駁難。辯駁與詰難，為的是真理與彼此間的提高。我還沒見到過這樣的批評。絕大多數是一種情緒的表示，或是某種西方觀念的翻版。例如有人說張承志是第一號恐怖主義作家。這就讓我很為難，因為我一直渴望有一種駁難、有認真的討論或爭論。這樣的機會20 年來并沒有獲得過。

那么，獲得的東西是什么呢? 那是一種深深的不安。一方面，一部分人民群眾近乎狂熱地喜愛這本書，這部分人民群眾幾乎是目不識丁的。大家知道:目不識丁的群眾狂熱地喜歡一本書———本身就是一種悖論，甚至可能演變成諷刺與鬧劇。當一個農民把你的書夸獎，而你發現其實他什么都沒讀懂、他表現出來的甚至是你竭力在反對的東西時，你不可能沾沾自喜。也就是說，褒揚和贊賞，帶給我的是心靈的緊張。

批評涉及的命題過于重大，涉足的領域也過于沉重。對于我這樣一介作家，要想解決這樣一些問題，力量是太單薄了。

因為這本書與別的普通小說不大一樣。

比如說，我在20 世紀 80年代寫的《北方的河》《黑駿馬》等等，那更多是一種個人的作品。而這本書，既然它是和人民群眾結合的產物，既然你把這樣的結合看做是光榮和重要的事情，那你就要為你獲得的這種光榮和快樂付出代價。你必須解決這里面遇到的一系列問題。

作為一個作家，本沒有人限制文筆。但在這樣一個命題上，利用作家的特權，宣傳過分、渲染過度、情感失衡，就必須要負責任。作為作家，本來可以輕巧甩開與我無關的問題，跑得遠遠，輕松快活，現在則必須放棄放任自由，讓自己負起一種必須在歷史、社會、神學、文學等問題上都作出一個大致正確的闡述的責任。

只有一條路，就是重新再深入大西北和人民群眾，開始新的再調查。在不斷探求的路上，重新審讀和判斷自己。有沒有沒寫足的地方? 譬如擁有十個方面、而自己只寫了三個方面? 有沒有某個地方被你夸大了？

比如，以前的版本里有的歷史描述是有問題的，這次作了修正。在神學上，包括宗教學術，都有補充與重寫。關于伊斯蘭，什么才是正確的伊斯蘭的方向? 人們渴盼的未來的伊斯蘭方式到底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即便尚不能提出清楚的闡釋，但至少提出了一個傾向。

總而言之，在新版《心靈史》中，我將歷史、神學等大小的問題，都作了盡量的補足和修正。在 20 年的調查后，又用了三四年把全書認真修改，在修改之中又經歷了很多學習。終于改定稿完成了。

改定版的出版遭到了困難。不用說大家都能猜測到原因。作為一個作家我至今出版了各式各樣的單行本大概有八十多本。但這本心血最多也最看重的一本，居然無法出版。

于是我和朋友，包括剛才講的一部分人民群眾，決定印一種特殊的紀念版。它就是現在我手里拿的這本書。

為了這本書我建立了一個博客，對這本書的品相進行詳細介紹。從紙張到設計，對每個含有阿拉伯文化因素、漢語世界讀者感到生疏的地方都逐一解釋。

書的封面是真牛皮，封面嵌有一個銀徽，含義是阿拉伯文“他與他創造的”，取自魯米陵墓的裝飾。書的封底是 1970 年前后世界上盡人皆知的巴勒斯坦宣傳畫的變形。原畫的含義，是經過奮斗回到自己的家園。 這在 70 年代不僅是無家可歸的400 多萬巴勒斯坦難民的口號，也是全世界左翼青年的響亮口號。圖中的 “奮斗”一詞第一字母即阿拉伯文字母 ( J)的詞首形式，恰恰與《心靈史》描寫的“哲合忍耶”一詞的詞首一 樣，同是一個字母 。只是在書的封底，原畫的巴勒斯坦地圖被換成了一個地球;含義于是也變成了“經過奮 斗，走向國際主義與世界正義”。

中國 1966年開始的紅衛兵運動，是啟發全世界左翼青年運動的一個最早的火種苗頭。但由于我們處在一個閉塞的環境中，對世界并不了解，而且我們的行為很快就被規范化到中國國內的話語環境之中，所以沒有產生廣泛的影響。那時候紅衛兵是以“無限忠于毛主席”為最大原則，運動也是在中國國內走了自己的一 條軌跡。

但海外并不是這樣，尤其在歐洲和日本。這些地區的運動都具備兩個方向: 一個是堅決支持越南的抗美援越，即反對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的運動; 再一個，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回歸家園與民族的解放。

所以，上述宣傳畫的作者不一定是巴勒斯坦人。這張畫在 70 年代初期，全世界的青年人一看就知道。畫上的字母正好和我們的書契合。“哲合忍耶”一詞的開頭也是這個 J。我們把書的裝幀與巴勒斯坦 70 年代宣傳畫作這一關聯的目的，是清晰地表明我們的性質。封底那個紅顏色箭頭( ) 指向國際主義。 字母有 兩個含義，被兩個詞用在詞首:它既是哲合忍耶這一民眾共同體的名稱，同時也是我們通過努力超越落后、無知、狹隘、可悲的現狀，走向國際主義和世界正義境界的呼吁。

這本書在印刷的時候，我們在書的扉頁上印上了幾項允諾，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 “收益全數捐出扶貧。”但是具體扶貧到哪兒，怎么個扶法，當時只是心里有個念頭，嘴上沒說出來。它就是巴勒斯坦。沒說出來有很多考慮，也怕萬一想做而做不成，最后做不到。所以縱使我們心中抱著愿望，在語言的表達上只寫了“收益全數捐出扶貧”一句。

為什么要向巴勒斯坦難民實施捐獻？

當今這個 21世紀的世界，如果說它已病入膏肓，那么巴勒斯坦問題就是世界的癌。如果追究 9·11 事件的起因，應該說，由于巴勒斯坦的侮辱和壓迫永遠不能得到解決，使得一些思路極端的人采取了極端的手段。它是一個事情的結果，而非一個事情的開始。

人類在歷史上存在的階段是短暫的，但像這樣經久不息的、固執的、反復不停的屠殺與壓迫，居然能長久存在，原因是不義正橫行世界。

當聽壞消息使聽眾都聽得疲倦的時候，抵抗者會不會疲倦、悲觀、放棄、甚至妥協或投降呢? 不妥協會不會被徹底消滅呢? 人們都在想: 最后堅持下來的最有骨氣的人總是少數，到那時，巴勒斯坦問題可能就“解決 了”。

只是，如果那樣的話，這個世界會墜入新一輪由不正義帶來的巨大報復中。那是未來的世紀的事情，不知道在座各位會不會趕上。但我想世界歷史就是這樣循環的，它不會允許任何一種不義長期無限地、千年地統治這個地球。任何勢力都在消長，不義統治世界只是一時的。從歷史的眼光看來從來都是短暫的，絕不可能是永久的。而在今天，我們以全部的智力和良知所能認知的一個道理就是: 巴勒斯坦的問題是世界正義最基本的一個底線。

順便說一句，我最近開始接觸了一些巴勒斯坦的文學作品，我發現巴勒斯坦的文學也是當今世界文學中最優秀的一部分。在這樣一個時期，我們把我們的收益———哪怕只是一種象征，因為我們都不是富人———把這樣一本書換得的一點錢送到巴勒斯坦難民手中，是有巨大的意義的。至少對我個人，有巨大的意義。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作家、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由 1966 年清華附中紅衛兵那樣一個起點成長起來的人，我以為:我找到了一個正確的、對得起自己歷史、不侮辱自己生命的終點。在這樣一種思想之下，我們決心把這件事付諸實踐。很多朋友介入進來，幫了許多忙。兩個人的力量永遠比一個人大，而且不止大一倍而已。許多讓知識分子發愁的事情，都很簡單地擺平了。

總之，義無反顧，言出必行，我們把 10 萬美元帶到了巴勒斯坦的難民營。還有一個就是選擇地點的問題。關于選擇地點的問題我必須作一點解釋。今天中午還有人問我，“說你們到沒到杰里科?”“你們怎么沒趁機看看耶路撒冷?”我再解釋一下，我們到達的是巴勒斯坦難民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巴勒斯坦應該有的、巴勒斯坦國的土地。我們能選擇的，只是巴勒斯坦難民在從 1948年以來，在幾次戰爭中被驅趕出自己的家園、如今不得不生活的外國土地。

目標中，比較可靠和能做成事的地方是———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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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萬美元，共 500 個信封，每個信封里裝著 200 美元。我們找到了約旦的一個伊斯蘭教的慈善組織。我們找到他以后他問我們有什么原則，我們則問他有什么辦法幫助我們。我們只講伊斯蘭話語，天課是伊斯蘭五大原則之一，中國人到了這兒來執行我們的天課，一個伊斯蘭組織不支持我們是沒任何道理的。

他們表示沒問題，問我的原則是什么。我說: 我們的原則是“yed bi yed。手遞手”。阿拉伯語的yed bi yed 非常傳神，一個詞組說出了一切。我們的意思是: 我們不能同意中介或任何組織機構的轉手，而是一定要把我們的錢、親手交到巴勒斯坦難民的手里。我說，我們只有這一個原則，沒有任何別的原則。

慈善組織提出了一個建議: 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難民確實需要援助。但是約旦接受這些難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接受了 170 萬難民，壓力都轉嫁到了約旦貧苦農民的身上。很多農民分了自己的土地給難民住，水分給他們用，尤其是在半沙漠地帶，水資源是很緊張的，摩擦時有發生，所以，是不是也給這些窮人也發一點？我們說沒有問題。我們只不過要把這些錢交給窮人，尤其是要交給巴勒斯坦的難民，只要符合這個條件就行。約旦的貧苦農民為巴勒斯坦難民提供了土地、用水、一切最直接的援助，我們給他們一些幫助理所當然。

現在回憶起來，如果沒有這個伊斯蘭組織的幫助，工作很難進行。場面失去控制怎么辦?？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更不用說什么間諜特務的破壞。但當時沒感覺，當時也是膽子大，現在想起來一切如有神助。

這張圖寫的是Gaza 難民營。難民營這個單詞的詞根是帳篷。對加沙地區流出的難民，約旦政府不給他們護照，不給他們國籍。沒有國籍大量的工作就沒法從事，限制難民取得的工作有 87 種之多。這 87 種工作，各式各樣的，我們知道的工作幾乎都包含在內了。這些工作都除外的話，那難民幾乎就沒有什么可干的了。現在為止，巴勒斯坦的難民的生活方式是一部分人到海灣國家當石油工人，把掙的錢往回寄; 再一部分 就是靠就濟;還有一些比較有能力的人自己開小店做生意，比如說賣建筑材料。因為以色列隔幾年就來轟炸一次，房子總是不斷地被夷為平地。大家要生活，哪怕是用幾塊鐵皮板作建筑材料也得買，所以這種商人在這里比較活躍。另外阿拉伯人生育率很高，“早晚我們人多勢眾一定會戰勝他們”———這是阿拉伯人喜歡開的一個玩笑。所以也有很多賣尿不濕、兒童用品的小商店。加沙難民營所有的難民都來自加沙，他們沒有約旦的護照和打工證，謀生手段幾乎為零。約旦人介紹說，比如，聯合國和某一個國家、或慈善機構有一筆錢來了，要建醫院，采取的辦法就是把建醫院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都交給巴勒斯坦難民自己來解決。買賣建筑材料，其中就會有利潤，巴勒斯坦人來當工人，工資就流到了難民的手里。我們抵達的第一個村莊，杰拉什的加沙難民營，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出發前做了一面旗子。在國內做好的，上面是一個巴勒斯坦的國旗，下面是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寫的“以《心靈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難民天課決行現場”兩行字，中間是那個書封底的地球和字的圖案。兩側中阿文的大字:左邊是正義，右邊是天課。這次我們用的最多的詞是阿拉伯語 Al adal，即正義。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把旗子掛起來當做背景，捐獻行動就在這面背景旗下進行。然后拍一點照片或視頻，帶回來以備公布，給國內買了書———也就是參與了這筆天課資金創建的朋友看。

（ 谷歌，百度，只有關于此行很少的資料圖）

約旦巴勒斯坦難民營

我戴著象征巴勒斯坦的頭巾。世界對這種頭巾并不陌生。現在你到西方旅行，在街上常能看到這種頭巾。那是年輕人向社會發出的暗號: 誰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過來打招呼。這是當今世界主要的符號之一，黑白格的巴勒斯坦頭巾。這是在難民營的鎮上行走。我們穿的是伊斯蘭慈善協會的背心。要求我們穿上這種背心，怕的是萬一局面不好控制。但一直很安穩，沒有出任何事。我在出發之前寫了一篇講演稿，題目叫《越過死海》。從地理上來說，不管是到黎巴嫩也好，還是到約旦也好，都要飛過地球上著名的最低點、負于海平面 390 米的死海。當然，這個詞兒很晦氣，很不吉祥。它更多指的是人心深處的冷漠。我寫了一篇簡單的散文，考慮到在現場念的時候聽眾立刻能懂，表達很直白簡單。我們去了五個地點。大家都集中到一個活動中心或清真寺或者是一個孤兒救助中心。在他們的統計表上排著生活水平最低的人的名單，我們就按著名單來發錢。我在這五個地點都作了講演。在這五個場合加 起來，接受捐助領錢的不滿 500戶，只有 470 戶左右。剩下的錢，我們自己挑人，到個別人家去家訪———整個 捐獻活動就是這么做的。

我在作《越過死海》的講演。現場幫助我翻譯的，是在中東留學多年的中國的穆斯林留學生，他們的阿拉伯語非常非常棒。我在語言上受了很大的啟發。我們小隊有一個原則，是一定要雙手把錢遞過去。

雙手送上錢，握手，道賽倆目。絕不能有一點點居高臨下的感覺，不能讓他們感覺好像我們是來施舍的。我在講演稿中也講: 我不是一個富人，我只是一支筆。這只筆接受了它的使命，寫了一本書，現在我們把這本書掙的錢交給你們。就這么簡單。

巴勒斯坦人黑人成分之多讓我很震驚，原來我以為巴勒斯坦難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膚色。沒想到黑人的比例很高。這是難民營的外觀。有一首西班牙語的歌叫Casa de cartón，唱的就是這種建筑，中文就是棚戶區。就是硬紙殼或是鐵皮板搭的房子。

前面的三個大學生是約旦當地的大學生。我們第一次捐款的時候，他們怕我們有什么閃失，就來給我們作自愿者。

實際上事情發展的比我們想象的平穩、莊嚴、充滿自尊，這是我作為當事人的一點感覺。我們也尊重他們男女有別的風俗。在給錢的時候，如果對方是男性就由我和我的朋友來遞。如果是女性，就由我們小分隊里面的女性來做，我們盡量避免產生由男性遞錢這樣一個有點不太尊重的微妙的感覺。事實上更多的情況是男性不好意思出面，都打發女的來排隊。她們穿上禮服，黑袍子把頭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們本來打算援助 50 戶人家，每戶 2000 美元，這樣援助的力度大一點。結果他們說不如 500家人每家 200 美元。我們說都可以，500 家的話比較麻煩，需要組織，他們說沒問題，我們就同意了。

這樣在每次捐獻的時候都有這么一個集體場地。然后有很多人跑來跟我們聊天，尤其在講演之后，因為講稿里邊有我們的心情和目的，很多人聽了以后就來跟我們交談。這一位戴白蓋頭的婦女就是主動過來跟我們交談的。她說我是一個烈士的媽媽，我的兒子在加沙犧牲了。我說，你的烈士兒子，有什么留下的照片嗎?？她說你看，我的手機里有他的照片。我就用相機把她手機里兒子的照片拍了下來。這張照片是哈馬斯發給她兒子的烈士證書。

我想在這兒補充一個別的話題。我在出發之前看了大量關于巴勒斯坦的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著名攝影家廣河隆一寫的《巴勒斯坦》。他是在2003 年報道伊拉克戰爭最深入的攝影家、又是在 1982年夏蒂拉難民營那場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屠殺后，當尸體還在蠕動的時候、趕到現場的全世界第一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文化教養非常豐厚，他不想用攝影師的圖片，而是直接寫了一本當前史。這本歷史書寫得非常生動，所有情節都有作者親臨現場。

我有一個朋友，我們倆有一次談崩了。他說，哈馬斯跟以色列都不對，以色列鎮壓和屠殺是不對的，哈馬斯用火箭彈也是錯的。我說: 你能把 B52 轟炸機的轟炸，和一個小孩向天空打彈弓相提并論嗎?我發現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世界中———我想在座不少人也認為:錯誤是對等的，錯事是大家均分的。我覺得以這種觀點看世界，是這個世界最大的危害。所以我推薦大家看看廣河隆一寫的《巴勒斯坦》。他講的非常具體。比如說今天以色列出動了多少飛機，殺死了多少人，白磷彈在人的尸體上鉆成一個圓錐形的洞，一直往下燒。人早死了，燒過皮膚，燒過肌肉，燒過骨頭，還在燒，一直變成灰了，只要那個磷還存在就一直吱吱吱地轉著圓圈燒。在這樣的屠殺之后，一片死寂。人、房子全被轟成了瓦礫。在這個時候，哈馬斯一下打回去一發自制火箭彈。就這樣，用千比一的比例來向世界宣布: 我們不投降。就是因為這一步不投降，就是因 為這一點點抵抗，使得巴勒斯坦問題在64年之后依然存在，而沒有像我之前提到的、打引號地被解決了。它依然是世界不得不承認的、一個關于正義與不正義、大事與大非的一個根本問題。你可以掩飾，可以不報道，可以動用你手里強大的媒體來歪曲，但你沒辦法不正視他的存在。昨天晚上電視上報道，以色列又用飛機襲擊了加沙。中國的電視臺用所謂的中性的、好像與之無關的口音說著:以色列的什么對空防御導彈攔截了哈馬斯的火箭彈。我堅信，如果是日本的廣河隆一在的話，他會把昨晚新聞背后的東西講得很細致:這塊土地曾被以色列在哪一年和哪一年怎樣蹂躪過、這一次又有多少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死亡、軀體上白磷彈怎樣還在燃燒、房屋第幾次被打塌、人怎樣被埋在下面。同時，哈馬斯打了幾發自制的火箭彈。

  還有兩個在北京打工的寧夏固原小孩。他們的爺爺跟我很熟，即《心靈史》書中寫到的啞巴阿洪。啞巴阿洪在1958年政治壓迫之下曾經決心自殺，用刀片割了脖子以后沒死掉，暈掉了。家里人第二天準備埋他的時候發現他還有氣，就把他拉回家，宰了個雞，雞毛拔掉，把雞皮撕下來貼在脖子上，外科手術就結束了。

結果沒感染也沒生病，他活過來了。但是，自那一天起，他決意不說話。一直到“四人幫”倒臺的 1978年，政府才動員他說話。因為政府聽群眾反映在 1975、1976年，有人聽見他夜里在念經，于是就發現這老頭不一定是真啞巴。紙里包不住火的，它總會傳出來。啞巴阿洪后來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孫子在北京打工，他見到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忙得不得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就來幫忙。我發現這孩子思想在動，腦子在轉，他老覺得這件事他想參加，但是他一個打工娃拿不出 1500 塊錢來。

我心里也覺得很難受，但我不能給他開后門，因為這樣的后門一開就沒完沒了了。后來這小兩口到我們家來，送給我們這個滄州體的太斯密十字繡。“太斯密”的意思就是以慈憫一切的真主的名義。這種滄州書法體流傳很廣。在中國東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清真寺中都在用這個字體。這寧夏小孩兒特別有意思，十字繡，是一種歐洲也流行的手工藝。他們把它拿來后，我們當場就決定，這幅十字繡，我保證送到巴勒斯坦難民營的一個清真寺里。

后來我跟他倆說，你放心，我會想辦法讓你得到一本書的。此次，我們動員了一共五六個富裕的企業家，讓他們掏出錢來，買書捐給無力購買、但是應當擁有書的人。我的散文《大坂城的寒夜》講過的大坂城清真寺的寺師傅，也是一個固原青年，總在街頭書攤上看書。書攤沒人光顧，唯有他一個人天天立讀，竟然讀得出了名。對這樣的人，我們動員富裕的朋友買書送給他。對那個已經離開了大坂城的固原青年，至今我們還在尋找他。

我們臨出發前刻了一枚圖章，是用阿拉伯文刻的“以《心靈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難民天課決行現場”章。下邊是簽字格，就是讓巴勒斯坦人留字紀念。巴勒斯坦人識字率是很高的，幾乎沒有文盲，只有極個別一兩個的老人表示不會寫字，只是畫一個道就算簽字。但更多的是簽名，有一部分人是認真的留言。這個本子，是我獲得的珍貴禮物。

這是在另外一個現場。我有兩個黑白格巴勒斯坦頭巾，一個裹頭的，一個掛在脖子上的。這一天脖子上掛的圍巾上，印著阿克薩清真寺，旁邊的一句話使我永遠難忘:Al Gudus lena! ( 耶路撒冷是我們的) ———當 時讀著感到熱血沸騰。

還有一家人，兒子精神受到了過分摧殘后，精神超脫了他的意志，崩潰了，變成了一種精神的殘疾人。因為怕他發病傷人，家人居然用鐵鏈把他鎖在欄桿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一個很流行的美國小說，叫《大衛的傷疤》。這本小說是一本巴勒斯坦簡史，令人很輕松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全貌。小說中寫到一個小孩，被以色列抓走了一個月后，放出來了，但從此這個小孩不說話了。誰也不知道他看見了什么，誰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反正他永遠地緘默了。在約旦杰拉什難民營看到這個人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個小說。我們不知道他們想什么，遭受了什么，只知道他沉默了。

這是北京的一個穆斯林老人，已經九十多歲了，也是我的摯友。他參與了我們書的編輯工作。對參與編輯的人，我們有一本贈書。我臨走之前去看他，他拿出 1 500 塊錢來。我說，我們有一百來本是贈書:各個教派的負責人，書的編輯者，和三十多年來作為我的基地的家庭。給你贈書并不是特殊。我說: 那我去不成怎么辦啊?巴勒斯坦又不是我們家后院兒，拿不到簽證怎么辦呢? 他說: 這錢跟著你走! ……他說:這些天，夜里我一想起巴勒斯坦難民，就哭著醒了過來! 這筆錢你必須拿走，這本書的這個錢，必須要有我一份! ……他急了，眼淚又流出來。他也是脾氣很大的人，我不敢跟他再爭，九十多歲的人了，今年已經幾次病危。

但就在那一剎那，我下定了決心，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干成。我在那一天決心下定，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完成這次捐獻。本來我在朋友們的短信中使用了這樣的語言:“捐助第一目標為巴勒斯坦難民。”話的潛臺詞是還有第二目標。第一目標實行不成，我們轉到別的地方干，新疆、西藏、西海固等等。但是在那一天我下定決心，只要還有一口氣，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難民營把這件事干成! 我說，這樣:您拿著這錢，再拿著這本書，照一張相。我拿著這照片和您這份錢，到了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時候，交給一個和您年紀差不多的老人，讓他再拿著您的照片照一張相，我帶回北京給您。

———這件事情，今天我已經能輕松地說，都如愿做到了!那張北京老人的照片，他特意穿上了他的哈吉馬甲，一手 1500 元天課，一手拿《心靈史》。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一位從加沙被驅趕出來的巴勒斯坦老人，也把 400 美元，實際要比 1500 元多一些，交給了他。

這是一手拿著中國老人的天課、一手拿著他的照片的巴勒斯坦老人的照片。待回到了北京，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北京老人，他對這幅照片無比珍視，印了好多張，分送給朋友。至此，每個人的心愿都實現了。所以，當出了那戶老人的家門，兩腳還踩著杰拉什加沙難民營的沙礫土地時，我用手機短信這樣通知國內的朋友:“你的美意，我的決心，均已實現。”

這是巴勒斯坦難民營里的小孩們。阿拉伯的小孩兒活潑得不得了。我想全世界的小孩兒都一樣。兒童生活在任何時候，不管現實多么殘酷，天真快活的朝氣會壓倒一切!那種就是要玩、要鬧、要追著跑的勁兒，莫名地給人一種巨大的鼓勵。我們被這里的小孩兒追著，跑著，把我們從北京帶去的一些小禮物送給他們，他們都很開心。有一個小女孩兒一路跑著，追著我們的車。我現在覺得后悔，應該停下來再跟她玩一會。

這又是一個黑人。巴勒斯坦難民中的人種、種族、民族的比例，和 1948 年后到底有多少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了傷害，我想，這是一個我們知道的很少、但必須窮究的問題。巴勒斯坦難民中有很多基督徒，并不都是穆斯林。因為巴勒斯坦是世界的底線，因此即使很多很壞的國家或者很壞的政府，也都在表面作出對巴勒斯坦進行援助的行動。大多數基督徒巴勒斯坦難民都被基督教國家收容了。黑人難民的來源和故事，我們一無所知。

我有一個聯想: 在巴勒斯坦問題發生之前，世界是怎樣的呢? 我的講演詞中的第一句是，我生在1948 年。當我出生的時候，我不知道，在你們被驅逐著離開家園的隊伍中，可能有些小孩兒呱呱墜地，和我正同年。在奧斯曼帝國時期，整個巴勒斯坦地區也好，全世界也好，都有一種民族自治區，這些自治區內部，享受宗教自由和本俗法治理，有點像中國的唐朝蕃客居留地。國家有基本的稅收，但沒有任何的宗教歧視。所以在奧斯曼時代，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人都能一起生活。黑種老人的照片可能是一個殘影。

我順便說一句，1972年，日本的紅衛兵即日本的“阿拉伯赤軍”———這五個字一個字都不能改變———到達巴勒斯坦，決心把在國內無法實現的革命理想和巴勒斯坦的解放斗爭結合在一起。在那兒犧牲的幾個日本人，和他們后死的國內戰友，都把自己的遺骨埋到貝魯特烈士墓地。他們的墓碑上，都只有阿拉伯文而沒有日文。包括年月日都用阿拉伯文。他們的“逝于某年”都寫為“犧牲于”。我覺得很震動，這個表述很重要。

小編按：這一部分有很多段落都以“這張照片是......”，小編翻閱了百度，谷歌想要更多的找到一些現場照片，但是所有和張承志老師此行有關的圖片，也只是寥寥三五張。實屬遺憾。而關于前一段落中張承志老師所提及的小說《大衛的傷疤》，風尚季此前也專門做過一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看歷史消息，但更推薦購買此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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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說幾句話作為結束。

我還是站起來說吧。1966 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研究中和中國人的認識中，都被認為是一場浩劫，是一場絕對要否定的浩劫。一些詞作為中國的官方語言在反復使用: “絕對否定”“全面否定”和“十年浩劫”。但是事物從來都是多方面的。事物有這樣的一面，也有那樣的一面，當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的時候，那種傾向的發展就慢慢地開始了。

四十多年，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可以說，依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展開。對一場驚濤駭浪的社會動蕩過程中的一部分犧牲者來說，可能歷史就是浩劫，完全是悲劇或一場惡夢。但是，人民的構成是復雜的。對另外一部分人來說，事情也許并不是這樣。

可能還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能加重這種感覺，但我想這種感覺只能會越來越重，而不會越來越少。所以所謂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無論是如巴金先生象征的反思懺悔，還是文革專家執犟營造的史料史論，或許，對亙古而無限的歷史長河而言，都不足為訓。反思還沒有開始，大量的具備資格者尚在緘默。

至于我，我以為總結、反思、救贖、承當歷史的責任，都不能只是一些秀才作態。一個民族的總結必須是歷史的行動。一個知識分子、一名作家的總結，應當是一生一世的行為、應當是類近于犧牲的全部人生軌跡。當然，也包括文化的歸屬，以及最終的政治指向。

對封建的特權主義的決不妥協，奠定了投身人民的思想基礎。這就是自 20 世紀 80年代以來、我在以西海固為代表的大西北尋找和深入民眾共同體的行為的思想注釋。《心靈史》一書還僅僅是結晶的一部分，因為投身人民的感觸、收獲、識見、本領、學知、意義一項項都豐滿至極，難用語言予以概括。

但投身民眾的共同體，并不意味著時代的理想。

不消說，在一個猿猴沐冠侏儒歡奔的時代氣氛中，對一個大時代的理想和正義不歇地追究、甚至以命相許———將招致的譏諷不言而喻。但這正是數十年前，紅衛兵作為一代青年的象征符號誕生時的初衷。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政治的泥淖玷污了那一初衷、使我們實際上未能融入世界青年追逐正義的大潮，那么今天我們仍然可能補救。

正義———Adal，沒有比它更美好的理想了。是日本的一批國際主義戰士，也可以稱呼他們為日本紅衛兵，開拓了我的眼界。從1980年我第一次赴日本留學，就不斷地耳濡目染，把他們的故事埋進了我的心里。日本阿拉伯赤軍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在中東重義輕生的浴血苦戰，使心中那個萎縮的紅衛兵形象獲得了鮮烈的對比。

我逐漸發現，1966 年開始的世界青年運動中，從青春與理想的前沿蛻化變質的，其實只有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對革命破口咒罵的現象，唯在中國最為醒目。但我不能容忍如此的對生命的侮辱。初衷可能錘煉，罪過可能救贖，人可能脫胎換骨。說到底，紅衛兵這個詞語乃是我私人的作品，我有權讓它完成一個完整的軌跡。同樣，中國的穆斯林共同體若想不遭到歷史的淘汰，若想在未來煥發出新的生命光輝，也必須勇敢地走向更遠大的理想。

在舉目茫茫的奴才喧囂中，我與《心靈史》中的哲合忍耶，與我的朋友們義無反顧，越過地球的死海，越過人心的死海，走向了不義肆虐的巴勒斯坦。在大能安拉的眷顧之下，我們逢險化夷，心想事成，從中國到中東，畫下了一條酣暢的軌跡———或許，它也是一支筆的最后墨跡。

說真的，我還沒有在任何一個公共場所講話像今天這樣認真。如果人們說，中國的大多數六十年代人和作家都已經異化了、背棄了、被體制重新吸收了，在體制中坐大肥滿了———那么我想說:我是否決他們的異類